2018年12月28日9时9分左右，郭某某（牛某某之夫）向110报警称有人私闯民宅，不认识对方，已经上了房顶。
当地派出所经了解，系村委会实施的“帮拆”行为，称已电话反馈报警人，未到现场处警。同日，派出所对郭某某报警被打伤一事作为行政案件立案，后根据轻伤二级的鉴定意见，转为刑事案件立案侦查。
事后，牛某某诉至某区法院，请求判决确认某分局对2018年12月28日的报警未依法履行保护其人身财产安全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某区法院判决驳回牛某某的诉讼请求。牛某某上诉、申请再审均被法院驳回。
牛某某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检察机关向某分局调取郭某某拨打110报警电话录音。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根据《人民警察法》《110接处警工作规则》的相关规定，对危及人身或财产安全迫切需要处置的紧急报警，处警民警接到指令后应当迅速前往现场开展处置工作。
本案中，郭某某的报警反映其人身财产安全正面临危险，需要公安机关出警帮助，属于迫切需要处置的紧急报警。
“帮拆”行为的理由不能免除某分局的法定职责。虽然公安机关称通过电话告知报警人情况，但该告知行为不能免除公安机关前往现场处置的法定职责。
据此，提请上级检察院抗诉。上级检察院提出抗诉，该案发回重审并得到改判，最终确认了某公安分局对2018年12月28日报警未到现场处置行为违法。
就在今年2月19日，2022年度十大行政检察典型案例在京发布，上述案例入选。该案例原审判决认为，当事人认为警方未履行保护人身财产安全的法定职责的诉讼理由不成立。经检察机关抗诉，此案得以再审，最终认定警方未到现场处置行为违法。
征地拆迁中，常有征收方与被征收人在补偿事宜谈不妥的情况下，以各种理由强制拆除被征收人房屋，以达到征收的最终目的。
但事实上，合法建筑的强制拆除行为，如果是在没有获得法院的准许，即征收方未按照法定程序依法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没有向法院提交具体的补偿金额和专户存储账号、产权调换房屋和周转用房的地点等材料，便强行拆除被征收人房屋，那么其行为则是不合法的。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是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法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不过，一旦房屋被违法强拆，那么被征收人则可以及时地拨打110报警，寻求警察的帮助，让警察出面来处理强拆的事情，一般能保住房子时就需要保住房子，毕竟房子才是我们与征收方谈判的筹码（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千万不要为了保住房子，采取一些比较极端的方式方法，否则对被征收人是非常不利的）。
报警后公安机关未到现场处置行为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如果贻误救助被害人或者因为未处警造成被害人被重伤、死亡严重后果的话，其行为还或将构成玩忽职守罪。
根据公安机关接处警的相关规定，处警单位或民警接到110处警指令或群众报警后，必须无条件出警，不得以任何借口推诿或拖延出警。110报警后，一般要对报警人详细询问报警信息及案件线索、制作笔录、录入警务平台，出警，必要时向上级请示报告。
公安机关负有在接到报警后及时予以处理的法定职责，因此其未及时出警的行为显然违法。被害人被打伤的结果虽然由犯罪行为而直接导致，但与公安机关未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亦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故公安机关应当对被害人家属予以赔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二十一条：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应当立即救助；对公民提出解决纠纷的要求，应当给予帮助；对公民的报警案件，应当及时查处。
《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四条：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金按照下列规定计算：
（一）造成身体伤害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护理费，以及赔偿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减少的收入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五倍；
（二）造成部分或者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护理费、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康复费等因残疾而增加的必要支出和继续治疗所必需的费用，以及残疾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根据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按照国家规定的伤残等级确定，最高不超过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造成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对其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
（三）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对死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
案例介绍人表示，本案通过抗诉实现了两个目标：一是明确了公安机关对报警前往现场开展处置的客观标准，也就是公安机关应否到现场处置，取决于报警的事项是否紧急，而不是报警事项所发生的领域。二是实现了法律逻辑和经验逻辑的协调统一。
抗诉后再审改判确认公安机关没出警是违法的，契合了老百姓“如果出警了我可能就不会被打成这样”的经验逻辑判断，无论是“帮拆”还是其他事由，都有可能发生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对于这种紧急的报警求助，是不能以电话告知来代替现场处置的，否则就是违法的。
介绍人说，本案例的最大法律价值在于确定了公安机关前往现场开展处置的判断规则，对于事涉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报警求助，应当根据它本身是否紧急来进行判断，而不论所涉事由、产生原因，从而让我们的司法判断能够回归常理和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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